由一种语言现象想到的

我的一位正在中学教书的学生最近写信给我，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语音规范问题。他说，有些字本来有工具书的规范标音在，人们虽然知道，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偏偏不那么读，偏要去读那人们早已习惯，却又不知是怎么来的“反”规范的俗音。

比如，“庄”，本读zhuāng（“装”），可他们那地方的一些村子，像王各庄、伍各庄、祁各庄、艾各庄、杜庄屯等，其中的“庄”字，老老少少，包括有文化的人在内，全俗读为zhāng（“张”），根本不理睬书中标明的规范。

对于这种语言现象，我曾简单地认为是方音影响的结果。但他的来信，却使我想到原因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因为，还是这个字，还是他们那个方言区，在另一些村子，如，洪土庄、高庄、内官庄、崔庄等这些名字中，人们念起“庄”来，却又不再从俗，而是规规矩矩地遵从规范，均读为“zhuāng”了。

由此可见，单是方音这一种因素，是无法解释这种同一方言区中的同字而异音的语言现象的。

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字，比如，“务”，本读wù（“雾”），但他们那里的人却将佟务、李务、于务等村名中的“务”统统读作为fǚ（“府”）；“炊”，本读chuī（“吹”），但那里有一个叫“炊庄”的村子，人们，也包括那村里的人都称之为“cuàng庄”，简直写不出真这样读的那个字来。然而，人们说起来就可以使听者很容易地跟原来读音近似的“崔庄”区别开来。还有“岳”，那里的地名中，人们却念“yào”，而不读“yüè”，听起来竟和“照耀”的“耀”同音了。

这种奇特的语音现象，无疑给人们，特别是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出一片待耕的广阔天地。语音的形成与演变，确实受着方言读音的影响，比如，河南人把“硬”读成“èng”吧。但方音并不能决定一切。比如，“打铃”的“铃”（líng），本是二声，可北京的女孩子却读作一声，说起来还要拖个长音，念成“都打铃（līng）———了”，但男孩子却不这么说；“大栅栏”，北京人读作“大shilàr”，而不读规范的“大shānlán”，或姑且称之为“准规范”的“大zhàlán”；北京牛街里的那条“输入胡同”，当地人说成“shóur胡同”，明明是四个音节，这一读，“输入”合二为一，竟变成了三个音节。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一个方言作用可以涵盖解释的，一定还有更深广的语言积淀的因素在，都值得人们进一步开掘。

应当说明，俗读违反了规范，但这种“反”规范的读法，在一些具体的语言环境和区域中，不但人人都懂，而且予以公认，世代传承。倘使有谁只用工具书的标音去死较真儿，非让人家把读惯听懂的如“庄”、“务”、“炊”、“岳”等字的俗读用法丢开，以图就“范”，恐怕人们不仅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就是偶然搞懂了，也还要笑你个卖弄斯文的。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几年前一篇关于“蓓”到底该怎样读的短文中的意见，那时我说：“汉字的读音，恐怕是以群众的实践为基础的，尽管最终要服从于专家们研定的规范。但专家的研定，除了依据古音韵典籍和古代关于字音演变的总结外，还有一条就是依据群众的习惯与实践。”因此，我接着提出：“有关部门是否可以组织专家们搞点汉字读音‘民意测验’，对那些群众中常用的字音读法，听起来已习惯，且不产生歧义的，重新规范一下，以减少人们使用中的不便”。

对此，我至今觉得有必要，不但应该做，而且还要由国家语言文字的领导部门牵头予以实施为好。

知识经济的时代，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思想、信息的载体，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汉字会不断增加，词汇会不断丰富，语音的不断创新和增加，也应当看作是一种时代发展，经济腾飞时期的正常现象。在这方面，不遵从历史上既定的语文规范，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想怎样说就怎样说，想怎样读就怎样读，是不对的，那就会出出现语言文字使用上的混乱，就会损害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但是，一味地拘泥于规范，不看重某一语言现象，例如某一语音的存在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和一定范围内群众的相对认同感，也将遏制语言文字宝库的丰富和发展。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我想借述我这位27年前的学生来信的机会，再次重申我关于开展汉字读音“民意测验”的主张。我以为，这样“测验”之后，不仅有可能在指出某种特定语言环境和区域的前提下，给上述那类本没有那种读音的字，添上个正在实用，且方便大众的读音，充实语音规范的内容，同时，也许还会给那种连《康熙字典》和《汉语大字典》都表示“音未详”的字，例如宋代一位姓赵的大官名字中的“”等一类的字，寻找出读音来的。